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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研究2017年第8期 法意與民意的整合(葉文飛)
發布日期:2017-11-04

審判研究2017年第8期

法意與民意的整合

——對我國當前社會環境下民意對司法影響的分析

 

葉文飛

 

【摘要】在我國的司法傳統中,民意一直是司法裁判最爲重要的正當性基礎,古人判案講究“上從天理,下順民情”。無論在西方國家,還是在我國,民意在司法實踐中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特別在各種程序法尚處于完善階段的我國,民意更是深刻地影響著司法的獨立進行。因此,在已經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我國,對于如何處理好民意與司法之間的沖突關系,如何使得民意可以合法有效地進入司法中,從而使得司法判決更加合法公平便是本文將要探討的話題。

【關鍵詞】 法意  民意  司法獨立  制度保障

 

 

以下正文:

 

一、引言

隨著人們相互間交往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糾紛也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從法律的角度看,解決糾紛的方式主要有協商、調解、仲裁和訴訟等。在涉及公法領域的解決機制中,訴訟是最常見的方式之一,而其借助公權力救濟的特殊性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眼光,特別是對于一些熱點案件的審判,無論出于何種原因,人們都會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看法,而對于法律適用以及審判結果的關注度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霍姆斯在《法律的道路》中說:“一個確定的司法管轄區內的判例報道集在一代人的過程中能包含差不多全部的法律,而且是以當前的視角重新闡釋法律。”[①]也就是說,真正起作用的法律並不是純粹的法律文本,而應是司法過程中的法官法。而有些學者則認爲,在我國,這個層面上的法律應該由兩部分組成,其一是法官判決的依據,即法律的文本規範,其二是支持該文本規範的社會心理(包括民意,這也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前者決定裁決的合法性,後者決定裁決的正當性。[②]由此可見,無論是英美法系的國家,還是在大陸法系的國家,抑或是在擁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法律體系內,在法官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的當今時代,而民意,或者說大衆訴求在司法過程中都會或多或少地影響著法官的裁判,其在司法過程中産生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民意與法意的矛盾與沖突

民意,又被稱爲民心、公意,是指大多數社會成員對與其相關的公共事務或現象所持有的大體相近的意見、情感和行爲傾向的總稱。[③]而法意,從司法過程的實際情況來看,即是法律的意志,從實踐層面而言,可理解爲司法過程的法律適用。民意不僅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保障,而且構成了法律正當性的基礎。從整體上看,法律的發展與民意導向是一致的,否則,法律將由于喪失其道德基礎以及其應有的正當性而被廢止。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法意與民意完全一致,毫無沖突,其一致性只是邏輯的推導,在司法實踐過程中,法意與民意會表現出不少的沖突,佘祥林案、趙作海案、孫志剛案、劉湧案、彭宇案、許霆案以及李昌奎案等等一系列的熱點案件爲我們提供了這些沖突的樣本,並且隨著新聞媒體對司法實踐活動的持續關注以及公民權利意識的不斷張揚,同時由于民衆法律意識的逐步提高,這種沖突和矛盾有著日益加劇的趨向。

如何处理法意与民意的关系,实现法意與民意的整合,已经成为实现法治社会和谐,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以及进一步实现我国的司法獨立重要的的思想前提。站在严格法制的立场下,顺乎民意将有民意干涉司法、影响司法獨立之虞;而站在和谐社会的视角下,忽略民意而严格遵循法意则有悖法律解决社会纠纷,达致社会和谐的本意。因此,依我看来,解决这一难题的首要步伐就是要厘清法意和民意冲突缘由之所在。

三、民意與法意沖突的原因分析

(一)传统的中国社会环境与法律环境中民意對法意与司法獨立的影响

首先,在我國的司法傳統中,民意一直是司法裁判最爲重要的正當性基礎,古人判案講究“上從天理,下順民情”。古代法官與行政官的角色互相混同、互相聯系,“法官”僅爲“行政官員”的一種附屬身份,這種角色定位決定了法官在裁判案件時自然而然地采用行政官員的思維模式來尋求糾紛的徹底解決。一方面,他們希望裁判能體現民意,判決結果能讓大多數人滿意;另一方面,他們借助裁判的教化作用鞏固自己的行政官員的地位,強調裁判的社會教化作用。這種按行政原理設計的審判程序與審判結果,使得法官們不得不考慮大衆的社會心理,即民意之所在。

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仍然能感受到民意在司法裁判過程中的潛在力量,特別是對一些熱點案件的處理,民心和群情甚至決定了案件的裁決。從1999年開始,最高人民法院持續開展“爭創人民滿意的好法院,爭當人民滿意的好法官”活動,將裁判的正當性直接與民意的反映聯系在一起;[④]而當今的很多法院對法官的考核制度中調解率的標准,更使得很多案件根本無法付于審判程序,而這種解決糾紛的方式是否能解決問題的根本?此時在調解過程中法官更是不得不考慮民衆的呼聲,而這是否有利于公平的實現,是否有利于真正的和諧社會的構建?

(二)媒体的趋利特性导致的“司法獨立难”问题

民意的另一种表达——媒体,在现代社会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其与司法獨立的关系更加难以把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媒體具有經濟性。某些媒體爲了追求經濟效益,試圖通過煽動民衆情緒,影響司法審判結果,預先將審判結果做一定論來吸引民衆的注意力,從而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這無形中對司法的獨立審判增加了巨大的社會壓力。

媒体對法意的影响可分为两反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對法院未审结的案件,某些媒体会发表一些倾向性的意见或带有明显暗示意味的言论,极力渲染一方当事人的观点,煽动社会公众的情绪,这种“民意”的表达方式将引起强大的舆论压力,导致某些法官不得不较为感性地将自己的注意力投向舆论动向,考虑左右舆论的案件情节以及情理,相机而动。这将很大程度上导致某些案件无法得到公正的审理,新闻媒体很大程度上干预、影响了司法獨立和公正。[⑤]而另一方面,對已經審結的案件,特別是熱點案件,媒體的報道可能會引起軒然大波,雖然這對于裁決的結果已經沒有實質性的影響,或者說對于司法的影響也不大,但是對于司法之後,特別是以後當類似案件出現後是否“同樣案件同樣審理,類似案件類似審理”的情況也是一種很大的影響,這實際而言也是對司法的影響,甚至,這將可能影響到立法,如孫志剛案就已促使《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廢止——這種對立法的影響既可能爲良性的也可能是惡性的

基于以上分析,法意与民意的冲突,以及民意對于司法獨立的影响并非朝夕之事,其由来有其历史性、社会性与必然性。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都必然会存在法意与民意之间的冲突,这是无可厚非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让其公民闭嘴,更不可能让所有的媒体都关门不说话——当然这个命题成立的前提是这个政府是个民主政府,至少名义上是。那么,那么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民意如何才能进入司法?采用人人参与决策的卢梭式的直接民主制?结合我国民众当前的法律素养以及政治素养,再加上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显然,直接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民众對司法审判的参与并不取决于有集体行为能力的全体公民,而取决于相应的交往程序和交往行为的制度化。

四、制度保障民意進入司法

在李昌奎案中,雲南省高院啓動再審程序,改判二審結果這一舉動引起了各方關注。雲南省高院副院長,田成有說,司法與民意本身就是一種互動關系,在司法過程中他們將認真聽取並考慮民意,但司法畢竟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工作,考慮民意也需要在法律框架內,在法治體系下。不論司法最終做出什麽樣的判決,都希望民衆能夠理解、尊重司法的終局裁判,維護司法判決的權威性。很多法學專家也發表了他們的意見,其中,賀衛方教授坦言:“從制度層面講,我贊成維護二審判決的穩定性。”他認爲目前以外力影響司法的維權模式其根源還是在于司法不獨立,不能完全排除外界的幹擾。借助外力幹預司法的模式,可能在個案上發揮糾錯的功能,但這種模式本身是缺乏制度思路的。在此案中,李昌奎二審判決作爲終審判決,只要不是將無罪判有罪,量刑畸輕、畸重,只是死緩和死刑立即執行的區別的話,還是應該維持其穩定性。如果輕易改判,反而可能引發更多民衆效仿。[⑥]

于賀衛方教授提到的“制度思路”,本人認爲,正如老师所言,要真正使得民意在司法过程中得以体现,解决外力干预司法的有效方法应该从制度制定方面入手,或者甚至通过立法方式,使得民意得以进入司法。“司法与民意的冲突并非实质的必然冲突,而是因为二者表现的形式以及對社会公正的关注点不同而形成了表达方式上的不同。纠纷的公正解决必须建立在规范性和信息充分的基础上,规范性保证了纠纷解决的一致性,信息充分保证了案件解决的客观性。”[⑦]對于司法视角内的纠纷解决来说,程序和制度是必需的,因此,民意要想进入司法,达到与法意的整合,必需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方法论运作。

(一)普通民衆作爲陪審員成爲案件的裁判參與者

众所周知,我国的陪审制与西方的陪审团制度有所不同,我国的陪审制,陪审员审判权等同于法官,陪审员既可以认定事实,也可以就法律适用提出自己的意见。在事实认定方面,陪审员可以根据日常生活的判断對事实作出认定;在法律适用方面,用大众正义观念修正法律原则。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的现象在法院随庭可见,人民陪审员成为摆设,仅有象征意义而對司法裁判毫无影响。虽然2004828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最高人民法院還發布了《關于人民陪審員選任、培訓、考核工作的實施意見》,但是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陪審員大部分仍只是開庭時坐在審判席上,庭審結束就回家的“形式陪審員”,所以,筆者認爲,應進一步加強制度方面的設計和執行,甚至可逐步地通過論證,從而進行陪審員制度的立法,將其上升到法律層面。而且,我們還可以借鑒作爲“四大法域”之一的香港的關于陪審員制度方面的一些制訂技術,比如規定某類型的人可以擁有豁免權,成爲陪審員的可獲取一定數額的津貼等。當然,除了制度層面上完善陪審員制意外,作爲陪審員自身的普通民衆也應該有較高的法律素養和政治素養。而個人素養方面的提高,相信在科技發達,教育昌盛的現代社會應該不在話下。

因此,如果能真正完善陪审员制度,拥有一定的激励措施,加上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陪审员制可以作为表达民意、让民意进入司法的有效方法之一。而且这种方法并不会對司法獨立造成不良影响,相反,能促进司法的公正与公平。

(二)普通民衆可作爲“法庭之友”向法庭遞交法律意見書

“法庭之友”的早期是限于與案件無利害關系的人。新牛津英文字典將其定義爲:在特定的案件中,爲法庭提供中立性建議的人士。而布萊克詞典將其定義爲:非訴方由于訴訟標的(主要事實)設計重大利益,提請法院或受法院邀請而在訴訟過程中遞交書面建議者。[⑧]參照西方的這種“法庭之友”規範,我國的普通民衆也可作爲“法庭之友”向法院申請遞交法律意見書,或者法院邀請民衆遞交法律意見書,從而使民意能夠通過規範的方式進入到司法領域中,以便法官在司法裁判過程中確定更公正的判決。

法庭之友是民众表达民意的很好途径之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對民众有一定的要求,如民众需要带着冷静、中立的心态进行此过程,且需要有一定的法律素养等,但不得不说这是个能让民意得到有效释放的出口之一。

(三)作爲當事人提起訴訟

在某些国家,一些民间团体通过提起权利诉讼,将其政治态度转化为权利请求来期球的法律的保护,德国等国家还允许公民个人提起宪法诉讼。严格来说,这两种诉讼形式在我国都不存在或正处于探索起始阶段。但是,从民意的表达来看,允许民意的表述人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诉讼,的确给民意进入司法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方式:一方面民意借助司法制度的规范性来达到其合法性和理性,另一方面,法院也因为對民意诉求的审查而拓展了主管范围,并最终對其他权利形成制约,促进国家的法治建设进程,实现社会的公正和谐。

但此方式需要考虑的因素甚多,民众,即民意的表述人的自身素质如何?其能力能否胜任此角色?当当事人与表述人在代理期间发生各种包括利益在内的冲突时如何进行规制?而且,这种民意的表达方式在刑事领域与民事领域是否应该区别對待?若需要,该如何进行?……因此,笔者认为,相比而言,在我国的当前形势下,前两种民意进入司法领域的方式略显成熟,而民众作为当事人提起诉讼,使得民意进入司法领域的方式还有很多可以完善的地方。当然,一旦条件成熟,各种制度完善,这也将是使民意得到有效表达的方式之一。

五、結語

民意通过程序性的制度安排进入司法,是为了保证民意以一种规范化的形式来参与司法,增加其理性因素。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回应民意是其裁判义务的要求。只有在司法裁决过程中,法意成为裁判的正当性基础时,才会出现真正的法意与民意的冲突,因此,要弥合法意与民意的冲突,必须立足于司法中心主义的视角,到法律的具体适用过程中去找答案。法意与民意的冲突的解决必须站在维护法制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獨立。

 

 

 

 

參考文獻:

[1].陳金钊等.司法方法與和諧社會的建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2].蕭瀚.法槌十七聲[M].北京.法律出版社.

[3].[]曼昆.經濟學原理[M].梁小民  梁 砾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美】斯蒂文·J.伯顿主编:《法律的道路及其影响: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遗产》张芝梅、陈绪刚译,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頁。

[] 参见陈金钊主编:《司法方法與和諧社會的建構》,第340頁。

[] 同上,第339頁。详见张隆栋:《大众传媒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頁。

[] 参见陈金钊主编:《司法方法與和諧社會的建構》,第342頁。

[] 这种新闻媒体超越司法程序,干预、影响司法獨立和公正的现象,在西方被称为“舆论审判”。

[] 賀衛方教授的言论资料来自腾讯网新闻报道:http://news.qq.com/a/20110803/000265_1.htm

[] 陈金钊主编:《司法方法與和諧社會的建構》,第346頁。

[] 參見陳金钊主編:《司法方法與和諧社會的構建》,第350頁。